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敌后神工——投身抗日洪流的中国科技精英

发布日期:2019-10-20 14:26   来源:未知   阅读:

  汪德熙回忆,叶企孙帮他联络上冀中根据地的地下交通线,还教给他一句日语“瓦塔库西瓦克里斯特德思卡(我是基督徒)”,让他化装成传教士作为身份掩护。汪德熙的冀中之行极为隐秘,甚至连家人都没有告诉。为免其家人担心,更为避免外人起疑,叶企孙按照汪德熙做讲师的收入,每个月给他的家中汇钱,只说请汪德熙是到天津教书。

  汪德熙到了冀中根据地,与早就熟识的熊大缜聚到了一起,欢喜之情自不待言。等到熊大缜把他带到技术研究社,看到正在使用的化学“仪器设备”,汪德熙就只剩惊讶和苦笑了——哪有什么化学实验室的影子,看上去倒像个农村的小酒坊或者豆腐作坊。

  技术研究社设在任丘县楼堤村一个老乡家的院子里。试管、蒸馏瓶这样最基本的化学实验设备,在这里一概没有,更别说其他高级、复杂的装备了。几十口农村用的大水缸,就是制造硫酸的生产线,院子正中凉棚下砌了一个火炉,上面是用白铁皮做成的一个隔水加热的套锅。套锅做得很精致,应该是出自某个农村匠人的手工制品,与正规的恒温加热仪器有几分形似,原理也一样,效果倒是蛮好。看得出熊大缜没少动脑筋。另有一些铁砧、铁锤之类的简陋工具,一时也不明白用处。

  汪德熙的到来,很快解决了氯酸钾炸药的稳定性问题。其实原理很简单,就是在氯酸钾中掺入油类,再与其他原料混合。但是,具体到各种物质的配比、加工方式,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化学过程,实际效果需要一次次实验验证,危险性不言而喻。

  真正的军用炸药,不但威力要远远超过黑火药,稳定性同样超过黑火药。通俗地讲,炸药要靠雷管的爆炸才能引爆,不能像黑火药一样,遭到重击、明火甚至较低的温度变化就能引爆。否则威力巨大的炸药对使用者的危险会更大。

  而检验炸药的稳定性需要更为繁复、高端的实验设备,技术研究社根本没有条件。汪德熙也像熊大缜一样,很会因陋就简、就地取材,他发现了那些铁砧、铁锤的用途。

  汪德熙检验氯酸钾炸药稳定性的方法简单直接——砸炮:取微量的成品,用铁锤猛砸,砸响了说明不够稳定再改进,砸不响,说明炸药稳定了。

  在稳定氯酸钾炸药的同时,汪德熙还不断改进配方,提高炸药的威力。他发现,在氯酸钾炸药中掺入少量烈性炸药TNT,能够大大提高炸药性能。

  但是TNT这种著名的炸药是侵华日军严格控制的化学品,根据地能够获得的原料十分有限。汪德熙两次秘密返回天津,向叶企孙寻求帮助。他不但需要TNT,而且还需要制造雷管。

  叶企孙给他的支援则是超出预期的。在叶企孙的安排下,清华大学化学系毕业生林风潜伏在天津的一个油漆厂,秘密配制TNT。成品TNT制好后做成条状,看上去与肥皂一模一样,一般人根本分辨不出。这些TNT就混在肥皂箱中,不断输送到根据地。

  相对而言,雷管虽小,却没法伪装。叶企孙只能采购没有任何军事目的和危险品特征的原料,送往根据地。非但如此,运送这些原料的是清华大学毕业生李琳、物理系实验员阎裕昌——叶企孙为根据地输送了新的技术力量。

  同一时期,燕京大学物理系研究生张方、技术员军陶瑞也通过其他途径来到冀中根据地,成为技术研究社的生力军。这时的冀中军区供给部已经发展到大约500人的规模,技术研究社里,聚集了一批出自平津高校的青年才俊,其中尤以清华毕业生为多。他们各展所学,造炸药、改进枪械、制造通信设备……根据地的军工事业蓬勃发展起来。

  在研制炸药方面,汪德熙和张方成了配合默契的搭档。张方撰文回忆在根据地的军工生涯时说,他和汪德熙很对脾气,那段时间几乎是形影不离。两个人一个学物理,一个学化学,提高炸药爆炸效果就是在物理和化学之间找平衡点,正好适合一起搞研究。

  比如,汪德熙为了提高爆炸效果,总是尽可能往炸药筒里多加炸药,试验中却发现效果未必好,而且老有没有被引爆的炸药。这时候张方提出来,炸药并不是越多越好,而是要有一个合适的填装密度。经过试验,果然装药少的爆炸威力远大于装药量多的。

  阎裕昌没有学历,他起初只是清华大学的一个普通工人。叶企孙慧眼识人,看中了他超强的动手能力,安排他做物理系实验员。阎裕昌的能力不在学问,而在技术。

  炸药需要通过雷管的爆炸来引爆。在影视作品中最常见的导火索“咝咝”燃烧引爆炸药包,导火索的那一端就是一枚雷管。导火索引信确实是八路军最常采用的引爆炸药的方式,但这种方法不能精准控制爆炸时间点,只能用来炸炮楼碉堡这样的固定目标。还有一种方式是拉弦引爆,像手榴弹那样,但这种方式的操作距离不能太远,而且不利于隐蔽设伏。

  雷管本身其实是个威力很大的小炸弹,它可比炸药要易爆得多。电雷管就是要在雷管中插入一个小装置,一通电就能引爆。而小装置与电源的铜线不好焊接在一起,每做一个电雷管都要通电验证一下是否联通。

  这个检验实在矛盾。若小装置没焊好,雷管不会爆;若是焊好了,雷管就爆了,白费一个雷管不说,实验员也有危险。阎裕昌却能精确地让电流弱到不足以引爆雷管,又能证实电流通过。分寸拿捏可谓神乎其技。

  这还只是把普通雷管改造成电雷管。制造雷管的过程更有危险性。雷管里面装的物质极为敏感,装药的力量稍大就能引爆。张方在一次拆除雷管的过程中,就被雷管炸掉了三根手指,手掌被炸穿了一个洞。

  阎裕昌为根据地设计出安全的雷管制造方法,而且把雷管的外壳用铝替代了铜,减少了对这种战争时期紧俏资源的依赖。

  氯酸钾混合炸药研制出来了,电雷管也造出来了,1938年9月,冀中根据地技术研究社准备让自产的炸药第一次投入实战。他们的目标是日军控制的铁道线。

  根据情报,这一天将有一列日军军列驶过平汉线。技术研究社不但要炸毁铁路,还要在这列火车到达时引爆炸药。这也是第一次对日军军列进行直接攻击。

  为了保障首战告捷,八路军这次攻击在保定南北同时展开,各有一个爆破组实施攻击。保定以南这一组由汪德熙负责,以北那一组由军陶瑞负责。

  汪德熙是研制氯酸钾炸药的核心,本来不应该亲自上战场。但是,读懂“诗意辞职信”背后的辛酸血泪!他不但去了,而且亲手操作了每一个步骤。这既是亲手杀敌的血性,也是想给跟随观摩的冀中军区工兵们做一次实战示范教学。

  这些战士们多是贫苦农民出身,文化水平普遍不高,给他们讲解电雷管、氯酸钾炸药的原理实在有难度,只能手把手地教给他们操作,让他们当作程序死记硬背,不需理解只要执行。第一次实战,汪德熙不放心这些只凭记忆来操作的战士们。

  这还真不是多虑。另一个爆破组,军陶瑞绘制了电路连接图,对一同出击的人员仔细讲述设置方法,然后把接线和埋炸药工作交给了工兵。埋炸药一切顺利,等工兵接好线路,军陶瑞一检查,果然发现线路接错了。他为了能够确保安全引爆,把雷管的连接设计成了串联和并联相结合的方式,比平时教学略微复杂了一点,结果就把接线的工兵绕糊涂了。幸而军陶瑞自己又检查了一遍,把错误及时纠正了过来。

  而汪德熙负责的这一组,他亲手把12个炸药筒埋到了一根铁轨下面,插好雷管后,把电线米以外的玉米地里。一行人趁着夜色,埋伏在青纱帐,只等日军火车驶来。

  直到后半夜,日军火车还没有来,只有一辆日军汽车,沿着与铁路平行的道路开了过去。这之后,铁路上传来了轰隆隆的声音,驶来的并非军列,而是一辆装甲巡道车。爆破组未作理会,任其驶过。

  这辆汽车和装甲巡道车,都是为日军军列查看轨道安全的。拆铁轨是八路军惯用的游击战方式,连战士们都开玩笑说自己是“扒路军”。“扒路军”其实真是一举两得的好办法,破坏了日军交通线,扒走的铁轨还给根据地兵工厂提供了造枪造炮的钢材。

  日军显然没少吃这种苦头,每逢有重要军列,都会先派汽车、装甲巡道车在前面查看一番。他们没想到的是,这一天,他们遇到的不是“扒路军”而是“炸路军”,就等日军军列开到才引爆。

  装甲巡道车开过去后不久,日军的军列开了过来。夜色之中只能看到黑黢黢的大蟒蛇一样的黑影,顺着铁轨高速前行。汪德熙透过玉米叶子的缝隙,紧盯着火车车头。铁轨旁的一棵小树是炸药位置的标志。火车车头刚到小树跟前,早已被攥了很久的引爆器终于按了下去。

  一声巨响,列车车头歪着身子冲出轨道,侧翻着向前冲了一段。后面的车厢则歪七扭八地挤作一团。

  爆破组一看引爆成功,也顾不上欢庆胜利,抱起引爆器,胡乱卷了一下电线,向青纱帐的深处隐蔽而去。

  这一次震动华北日军的爆破行动,宣告了根据地自制氯酸钾混合炸药的成功。此后,这种炸药不但经常在日军铁路线上炸响,而且装进了地雷、手榴弹、炸药包……成了八路军最有威力和杀伤力的“重火力”。

  不过,这种炸药的基础原料氯酸钾,总数只有捡到的那三船,再也没有新的补充来源,总有坐吃山空的一天。汪德熙、张方和在天津为根据地秘密制造TNT的林风,不约而同地想到了肥田粉。

  肥田粉是中国在上世纪30年代最早使用的一种化肥,主要成分是硫酸铵。通过一系列化学反应,硫酸铵可以转化为硝基化合物,再“升级”就是TNT。

  在当时的中国,化肥的普及程度虽然不像现在,但无论在沦陷区和国统区,买到肥田粉都不是难事。特别是在日伪占领区,日军为了能够征收到更多的粮食,向当地农民强行配售肥田粉。而其中很大一部分,实际上被八路军暗中买走。日军做梦也想不到,他们竟然成了八路军根据地最可靠的炸药原料“供应商”。

  1938年底,冀中根据地的炸药研制、生产已经打开了局面,汪德熙觉得自己任务完成,决定离开根据地去继续完成学业。一直和他焦不离孟的张方很不赞同,极力劝阻。但汪德熙说,这里制造炸药、雷管的“种子”已经播下,他一个人离开影响不大。他继续完成学业,对国家用处更大。

  汪德熙的确做了更长远的选择。新中国成立后,汪德熙以自己所学加入到另一种威力巨大的爆炸物研究——。他是我国核化学奠基人,为研制、氢弹做出了重要贡献。

  1938年八九月间,叶企孙和林风的抗日活动引起了日寇的注意,幸而他们都在天津的英租界里,日军不便直接抓人。不过,林风还是因为私造炸药的嫌疑被英租界工部局带走问话,只是没有什么真凭实据,租界工部局并没有抓捕他。

  这时候,叶企孙筹集、管理的钱款也基本用罄。这些钱,除了协助清华师生南迁外,大部分都变成了各种军工原料、零件,送到了冀中根据地。他甚至还给根据地送去了一台车床。

  10月,叶企孙起身南下,经香港辗转到西南联大。行前,他最牵挂的就是投身抗日一线的熊大缜等学生,为此还写了一首长诗,其中一句“从君有志士,熙维与琳风。”“君”指的是熊大缜,后一句分别是汪德熙、刘维、李琳和林风。

  “熙维与琳风”,远不能概括叶企孙实际为根据地输送的科技人才。在物理系实验员阎裕昌、工程系实验员张瑞清这样的技术高手和交通员之外,还有一位后来的中科院院士、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生葛庭燧,也是在叶企孙的安排下几次前往冀中根据地,参加技术研究社工作。他多数时间在北平,以燕京大学物理系研究生的身份作掩护,为根据地购买关键器材原件,搜集科技资料。

  叶企孙到达西南联大后,一直与他频繁通信往来的熊大缜忽然断了联系。演员周奇个人资料 周奇哪里人今年几岁了直到1940年2月,友人从天津发来的电报,传信说熊大缜在冀东根据地被以特务罪名抓捕拘禁。叶企孙不相信熊大缜会是什么特务,他甚至到重庆找到过董必武,尝试营救熊大缜。

  该案牵连甚广,有非常多的偶发因素和特殊历史环境,其中被视为最重要“证据”的是一封来自天津的信件。这封信夹在伪装成肥皂的TNT中带给熊大缜,信的内容也没什么问题,只是说“你派来的人已见到”、“你需要的物资已经准备好了”云云。问题出在落款上——“天津党政军联合办事处”。

  这个组织是在沦陷区设置的地下组织,实际上也是一个国共合作的统战机构。但冀中军区锄奸队并未去调查,以此就认定熊大缜与特务组织私自联络,当即将其抓捕。

  当时,正在合作抗日的国共关系恶化,冀中军区与河北政军两界更是摩擦不断,不断向根据地派遣安插特务。锄奸队正是在这个特殊背景下产生的。“熊大缜案”被扩大化,一百多位来自平津的青年知识分子、科技人才牵连被捕。

  冀中军区部队与锄奸队对此案的判断并不一致,司令员吕正操是最信任、赏识熊大缜的人,对他委以重任。但那时吕正操本人也在受着错误审查,没有条件出面干预。不过,“熊大缜案”一下子抓捕那么多青年知识分子,很快被上级党组织惊觉,马上派人前来处理。

  经过重新审查认定,刑讯逼供不足为凭,锄奸扩大化趋势应予纠正。结果,除了熊大缜外,其余人全部无罪开释。而熊大缜因为“与党政军联合办事处联系”,仍被定为特务嫌疑拘押。

  1939年春夏之交,日军对冀中根据地展开大扫荡。军区机关仓促转移期间,押解熊大缜的人员与其爆发言语冲突,恼怒之下,未经组织许可将熊大缜野蛮处死。

  熊大缜含冤而死,冤案很长时间没有得到纠正。二十多年后,这起案件却被“文革”中的造反派翻了出来,牵连到叶企孙。造反派攻击叶企孙是“大特务”,批斗、侮辱、殴打。叶企孙身心遭受重创,精神崩溃,凄凉而终。

  “文革”结束后,中共河北省委经过深入调查,在1986年8月做出了《关于熊大缜特务案平反的决定》。在熊大缜含冤九泉近半个世纪后,党组织终于为英灵洗去污尘。叶企孙、熊大缜等爱国师生的抗日壮举得到了组织确认。

  后人怀念叶企孙先生和熊大缜,扼腕唏嘘之余常做假设:如果熊大缜没去冀中根据地,也就不会有后来的悲剧,他会成为像同学彭恒武、钱伟长那样的物理大师。

  然而,历史不能假设。在历史大背景下考量熊大缜们的抉择,更令人感怀拳拳爱国之心、报国之志。那一辈学人的情怀值得后人永远铭记。

  汪德熙开创了根据地炸药化工局面后,留学美国获麻省理工博士学位,新中国成立后当选中科院院士,为、氢弹的研制做出了重要贡献,是中国核化学奠基人。谁能想到,年轻时的他居然亲手炸过侵华日军的列车?

  为根据地“攒”收发报机的葛庭燧,后来也留学美国获博士学位,留美期间还曾参与美国的、雷达等尖端科研项目,获美国政府表彰。新中国成立后,葛庭燧放弃优厚待遇,冲破重重阻挠,毅然回国。他是新中国首批学部委员和中科院院士,中国金属物理学的泰斗人物。

  阎裕昌成为冀中根据地地雷战的技术核心,一次为民兵传授技术的过程中,被日军突袭抓捕,残忍杀害;

  林风1939年在天津被日军抓捕,一直关押到1945年日本投降。出狱后不久又被军统抓捕,关在同一所监狱中一年多;

  张方在实验拆除雷管的过程中,遭遇意外爆炸,炸掉三根手指,手掌被炸穿了一个大洞,落下终身残疾;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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